从他俩所述言论便可以捉摸到宪政会和中华党的差异,尽管总体立场皆为中、中右,但推崇沙文主義的后者无疑更倾向于尽早开启战争。

大明权贵们的政治诉求本质上是为了牟取利益,这实际上也是“经济决定政治”的一种体现。

不过,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——大明的演变模式和体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举步维艰。

相对温和的强制赎买土地这一政策取得的成果虽然显著,但巨大的财政需求使其施行的广度有限。

由于成员来源繁杂,宪政会的内部意见很少能够统一,这是一个虽然称不上松散,但大多数时候都难做到同心协力的集体。

眼下他们的观点之一是最为保守的,也就是维持现状、亦或是暂停土地公赎,本质上就是团结大明的一切階层。

另一观点就是皇太子所主导的,在战争开始之前整个大的,如此能够为接下来的备战和战争打下更好的基础;而待战争爆发后则中止这项政策,以缓和不满。

与大明宪政会相比,中华党则要统一的多,其主流看法恰恰是待战争爆发以后再推行一场雷厉风行、规模浩大的公赎,所需的巨额资金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充抵。

“大明各地的差异比臆想的要大得多,记着这一点的人却没多少。做决策时不可空洞,若不贴合实际如何能行?务农者、当工者几何?土地状况如何?须知拥田百亩与拥田百顷之人不可同类而语。”皇帝如是说道。

“可…总归要有个大方向。”朱立锲回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