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从那时起国党就已在考虑迁都事宜了。当时北平、西安、洛阳、武汉、重庆五个城市被确定为迁都的备选项。

这五个选项中最先被排除的就是北平。作为古都的北平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本来都合适,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离日军的势力范围太近了。

所以在1932年3月国党又正式提出“洛阳为行都”、“西安为陪都”的迁都方案。

可是洛阳由于黄河频频改道屡遭洪灾早已不复昔日的繁华,自唐代以后再没建过都的西安这时也已成了一个交通闭塞的地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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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都于洛阳、西安,首先在经济上就很难支撑起维持政府和军队运作的庞大开支,而且如果战争爆发,那国党的军事防御策略也并不适合迁都于洛阳、西安。

“武汉,倘若日军占领出海口沿江而上,或是从华北沿铁路线南下,那同样为平原地势的武汉和南京之间缺乏战略缓冲,和南京不是差不多吗?”对于张朝礼的问题,李维笑了笑,才回答道。

“而重庆就不一样了,交通方面,重庆坐拥长江、嘉陵江两大水域。虽然铁路和公路不便,但是通过水路将办公人员及物资从南京迁至重庆更加快捷。而且重庆的长江段由于山势原因江面狭窄,更加有利于防守溯江而上的敌人。”

“重庆号称山城,地势犬牙交错易守难攻,渝中半岛的北、东、西三面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,西面还有中梁山阻隔,加上青木关、佛图关等险要关隘,即使敌人打进盆地,我们的军队也可以据险扼守确保不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