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,流民群体是让所有王朝异常头痛的问题,因为这些群体不待在家乡,四处游荡,使得官府追踪不到,更不用说实现有效管理了。

在朝廷看来,这群人无业、甚至无家,是社会道德、社会秩序的破坏者,他们四处游荡,一旦有人振臂一呼,汇集成了不可控制的军事力量,势必会搅乱一个区域的社会秩序,严重地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,因此严控流民成为了任何一个朝代的选择,黄巾起义是谁发动的?黄巢起义是谁发动的?都是流民。每一次大的造反的基干力量都是流民,刘邦造反的时候是流民,隋唐好汉多数是流民,朱元璋的身份也是流民。朱元璋当皇帝以后,明朝对他多有美化,说他出过家,修行佛法,其实就是饿的不行了把自己头发一剃,托了一个饭盘去讨饭而已,本质上还是流民。明史说他游历于江淮之间,那不叫游历,应该叫盲流,盲目地流动,哪里有饭吃他就去哪。

朱元璋从流民逆袭成为大明开国皇帝,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想成皇成王的流民前赴后继,所以大明朝把流民看成了对朝廷最不稳定的因素,不是剿灭就是封锁。所谓荆襄地区,指的是鄂、豫、川、陕的交界区域,这里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矿产资源集中地,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这一区域四周环绕分布着终南山、伏牛山、桐柏山、大别山等众多崇山峻岭,但汉水和它的支流带来的充沛水量,让山间的平地丘陵耕作条件优越,自秦汉以来就农田阡陌密、生活十分富足。汉末三国中原离乱、北方大族迁徙到这里的很多,自刘表据荆襄以来,就牵动了天下局势。魏蜀吴三国形成对峙局面的时候荆襄的地位曾举足轻重,据之足以撼动天下。

而到了千年之后的明朝建立之初,这一区域却成了荒无人烟的绝地。这是因为宋元之间的拉锯战荆襄一带是主战场,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惨烈的浩劫,荆襄土著居民几乎被荡涤一空。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,南琐、北琐义军曾以襄阳为主要基地,形成一股割据势力,朱元璋建政后,和这股红巾军又在这里连番大战,荆襄地区好不容易凝聚的几分元气又被彻底耗尽,朝廷干脆将整个荆襄彻底封禁,除了在战略要地襄阳附近设置几个屯田的卫所外,不准一般民众入驻。

明朝经过百年大致安定的发展后,很多地区又面临了古代社会常见的人多地狭问题,大量失地农民渐渐涌向荆襄,毕竟这一地区有着不错的自然条件,而且也没有土著阻挠,在这种情况下,明初的封禁政策早已不合时宜。不过大明的文官政治到明朝中叶已经发展成熟,官僚系统的特征就是互相推诿、效率低下,而且地方官普遍不愿意承担责任。只是按惯性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封禁,此时荆襄距今开垦的流民已经突破百万之众,朝廷也不派官员去治理,也没有在这里重新设置州县。

上百万民众在地方官的怠政下被弃之不理,荆襄地区逐渐成为天下流民的乐园,为了各自能生活自保,形成了一个一个的“团体”,说穿了就是自订规矩,说好听点他们在这里能够自由耕作、开采矿产、采伐林木,建立起了自己的世外桃源。

不过各地农民的大量流失让官府和地方豪族失去了劳力,很快有人上书朝廷要求不准本地民众外逃,而且要求荆襄再度封禁,甚至想将已经在那里建立家园的流民全部赶回原籍。当然这会让这一地区局势整个失控,后来荆襄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流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