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白村江之战日本水军被唐将刘仁轨打得大败溃输,唐朝彻底铲平百济反抗运动,才退出半岛。

自居天下之中心的日本虽然经此大败,但并无投降之意,天智天皇重用百济流亡之臣在日本,尤其是在九州岛遍修山城,准备与唐军对抗到底,最终因为唐朝无意进攻日本才作罢。

公元701年,日本颁布《大宝律令》,国家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轨,次年遣使武周,此后与唐朝恢复交往,大约二十年一遣使。

唐朝单方面认为遣唐使是朝贡性质,自认为天下中心的日本朝廷则不承认这种意思,其派遣遣唐使的目的只是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。

可见就是在中国武力强盛的隋唐时代,日本也不愿对中国服软,顶多基于其影响力尊为重要的大国。

不但如此,日本还要求常打交道的新罗、渤海等国对自己行藩属之礼,而新罗、渤海基于实力对比,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倭国的要求。备注“基于实力上的对话,自古就有,夷人畏威而不怀德!”

新罗联合唐朝消灭高句丽、百济,之后又利用唐朝与吐蕃交战之机,进攻唐朝治下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,同时煽动高句丽民众反抗唐朝。

最终与唐朝谈判,得到百济故地,得偿所愿,但新罗体量比日本仍明显不足,所以只能默许日本将其视为朝贡国。

直到新罗帮助唐朝攻击新兴的渤海国,唐朝赏以大同江以南的土地,体量大增之后,新罗才想与日本分庭抗礼,因此其使节常本以“缺礼”为由遣返。

不过期间在公元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典礼上,新罗王子金泰廉也依然承认其所献物品为带有进贡意蕴的“调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