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那个护士第二天时,用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将她打入了谷底。

“你还高兴呢?”那护士的语气和小学时的女老师一样,盯着她,笑着说:“你那个死去的老公被查出来和博物馆失窃有关了,想偷东西没成,黑吃黑才死了的,他们还没抓着犯事的人呢。”

那天邓倚兰什么也没吃下去,晚上却起来吐了两次。

入院不到一个星期,她就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的要得精神病了。有一个病人整天念叨着“他们听得见我说话”、“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睛”;他们说他得了被迫害妄想症——可是邓倚兰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

第五天的时候,出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。外面的世界退化成了一个梦,想起来就觉得十分遥远。只需要几天的工夫,她在外面生活过的三十几年就模糊了,好像一团灰,被风一点一点吹散了。

她变得很少说话了,总是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出神。好像什么也没想,又总是想得很累。

这天吃午饭的时候,她与其他病情较轻的病人一样,坐在饭堂里。她正望着自己的托盘发呆,有一个人走来在对面坐下了。

是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叔。

据说他在这家病院很久了,总是不说话,也没有暴力倾向,到点就吃药吃饭睡觉,久而久之,医院上下都对他视如不见,把他当成了这医院里的桌子、椅子,好像他早已成了这医院背景板的一部分。

“张……张叔?”她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记对了。